（译自纽约时报）中国两名持异见人士被关押多年后出狱

3月13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关于中国两名异见人士出狱的消息。本想一看到就翻译出来，没想种种事情耽搁了，加之我的英语仅限于大体了解的水平，翻译起来自然很费时间。现在终于译好，中间还是有很多错译，也就将就了吧。


纽约时报 2009.3.13——
中国两名持异见人士被关押多年后出狱
记者 Andrew Jacobs

从北京第二监狱释放后的第二天，杨子立坐在麦当劳里，面前放着一杯雪碧，想要弄清他的生活。

杨子立因在2000年成立了一个非官方的政治讨论小组被指控试图颠覆共产党，在八年的牢狱生涯后，这个知识分子看起来对他重获的自由感到茫然。他年轻旺盛的生命被多年的牢狱生活所削弱，偶尔的微笑中也饱含忧郁。

杨子立说：“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受到这么重的惩罚。我们没有触犯法律。我也没有后悔。”由于中国正应对它正处于发展中的经济开放和严厉的政治控制，像杨子立这样的一些人被认为跨越了言论自由和颠覆政权之间的模糊界限而应该呆在监狱里。对他们的严厉判决正是杀鸡儆猴。当他们最终被释放，未来却并不明确。

杨子立今年37岁，拥有机械学硕士头衔，曾是一名从事IT行业的企业家，而他现在却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一份工作。现在，他住在一位朋友家里。

他的妻子曾定期去探监，在近年来却不再探监，并已移居美国。对此，杨子立平静地说：“我甚至不能肯定她在哪儿。”

确定了简单的必需品。周五，杨子立进行了他的第一次购物：一双亮黑色的懒汉鞋和一件棕黄色的风衣。

杨子立获得自由的当天，他的朋友张宏海也出狱了。张宏海今年36岁，是一名自由职业者，也曾是“新青年社会”的成员之一。“新青年社会”是一个研究小组，寻求像政府腐败、民主和中国农村持续的贫穷问题这样一些议题的解决。这个小组吸引了四五个参与者，在他们被扣押前的几个月中，他们偶尔进行会面。

另外两名被告，徐伟和靳海科，按计划将于明年释放。

这几名被告被称为是“北京四君子”。根据他们在网上发布的支持政治自由化的帖子和三位朋友后来认罪的书面证据，他们在审判中被宣判有罪。

他们的一个已逃到台湾的朋友李毅州（音译）曾试图通过向法院递交信件来帮助这些被告。他说他给国家安全局官员的报告是夸大和虚构的。

这些信件被驳回。

人权组织长期以来寻求释放杨子立等人的途径，引证他们判决的严重性，并指出这些“囚犯”中没有一个是传统意义上的持异见者。人权组织认为，这些被告都是20岁左右，而且都是这个国家最权威的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只是一些真诚的年轻人，热切地讨论急速现代化的中国所面对的问题。

“人权”中国站的执行主任Sharon Hom说：“政府毁掉了这几个年轻人的生活，他们只不过实践了本应被中国法律所保护的自由。”“人权”是一个总部在纽约的组织。对于杨子立和张宏海来说，有些权力在他们的释放条款中是不给予法律保护的。在两年的时间中，他们都没有自由发表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并且他们还被禁止讨论时政。

甚至是杨子立与记者在麦当劳里小心翼翼地斟酌词汇都会给他带来危险。

杨子立说，尽管监狱削弱了朋友们所谓的一种传染性的乐观主义和激辩的热情，却并没有黯淡他对民主的赞美。

当回忆他在判决宣读前的最后一席话语时，杨子立稍稍有些快活起来。他在法庭上宣布：“入狱并非我的耻辱，而是我的荣誉。”

他承认可能是因为他的反抗使他在监狱中受到了相对而言比较苛刻的待遇。他与一些强奸犯、谋杀犯和毒贩同监，并且一个月只有一次受探视的机会。

每一个电话和他所打算说的内容都必须事先批准。

杨子立出身贫寒，后来又创办了自己的软件公司，他认为是书籍、杂志和他所写的诗歌散文等作品支撑了他。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和当选为总统的捷克剧作家、异见人士瓦茨拉夫•哈维尔是杨子立最为欣赏的。他还教其他狱友如何使用电脑，尽管他被禁止使用电脑。

总之，杨子立认为他所受到的对待已经远胜于他的其他朋友，据报道说他们饱受病痛。根据“中国人权”所说，徐伟因受虐待和强劳动量而患有心理疾病，而靳海科的肠炎则未曾就医。

在周五重获自由之前，杨子立说他并不抱怨所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只是对曾帮忙创建的组织间接地毁掉了那么多朋友的生活而感到悲伤。他说：“我从未想象过，传播像自由和民主这样的思想会导致如此可怕的后果。”